清.乾隆年間發(fā)生在揚州的逸聞軼事
《清宮揚州御檔選編》是一部多角度、深層次記錄清代揚州歷史的珍貴檔案文獻，其內(nèi)容涉獵政治、經(jīng)濟、軍事和社會等諸多方面，真可謂包羅萬象。其于學術(shù)研究方面之重要意義，不遑多論；即使作為閑暇讀物，亦頗有趣味。今特選讀書中所載清乾隆年間發(fā)生在揚城的二三軼事。
三保請免蘿卜干等關(guān)稅
事見清乾隆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時任兩淮鹽政、武備院卿的三保寫給乾隆的奏折。據(jù)查有關(guān)資料，當時的三保剛剛奉旨署理揚關(guān)、瓜閘的稅務(wù)一個月時間，出于對揚城百姓、尤其是小商販們疾苦的同情，三保向皇帝遞交了《奏請免征蘿卜干等三項關(guān)稅事》的折子(《清宮揚州御檔選編》第二冊63頁)。他的理由倒也簡單：一是關(guān)于蘿卜干的征稅，“揚關(guān)則例并未開載，惟過關(guān)時估看擔數(shù)，按照船料報納”；二是“瓜菜等物為民間朝夕必需之物，而此項販賣之人不過無力貧民，藉覓蠅頭微利；三是“上年被災(zāi)窮民賴此糊口者眾多，所納之稅為數(shù)甚少（一年不過白銀四百余兩）”。
從書面上看，是三保作為署理兩淮鹽政的地方大員體恤小民做小生意的艱辛，為民請命；而乾隆皇帝的朱批寥寥數(shù)語，竟將此議否決了。細究起三寶奏折中所列的兩條“寬免納稅銀”的理由來，倒也不難理解皇帝的用意。
清代前期沿用明代的稅則制度，對內(nèi)陸各關(guān)制訂征收商品通行稅的原則和法規(guī)，稱為“某某關(guān)商稅稅則”。各關(guān)商稅則例規(guī)定的納稅對象有商人和船戶，船戶繳納的船稅亦稱船料。征收船料的有天津關(guān)、山海關(guān)、淮安關(guān)、揚州關(guān)、北新關(guān)、武昌關(guān)、滸墅關(guān)、九江關(guān)等。清朝自順治朝既有“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之國策，稅率整體呈下降趨勢。至乾隆朝，揚州關(guān)的船料按每擔一分收取，應(yīng)該算得上是輕徭薄賦了。稅收則例是政府制定的稅收原則、比例和標準，是需天下共同遵守的經(jīng)濟法規(guī)。相對穩(wěn)定性是法律的基本屬性之一，因為只有穩(wěn)定才能保持權(quán)威。對于深諳此道的乾隆皇帝來說，朝令夕改的做法自然是不會被接納的，何況是為蘿卜干這樣的物件在揚州關(guān)一地破先例呢？同時，三保的第二條理由在皇帝看來也是不成立的。一年下來揚州關(guān)也不過征了四百多兩稅銀，皇帝認為攤到個人身上也不會太多。一則茲事甚小，故朱批中寫道：“豈可降旨”；二則皇帝認為“即照舊例，亦無甚累民”。故此，乾隆這回連老丈人（與乾隆帝合葬裕陵的淑嘉皇貴妃即三保之女）的面子也沒給，一句“所見甚小矣”批評了三保，就算回絕了此事。
由此可見，乾隆對此事的處理體現(xiàn)了一位最高統(tǒng)治者的宏觀意識和政治智慧。
諭旨不限南巡接駕官員品級
事見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乾隆就歷官順天府尹的程盛修“奏南巡接駕之在籍官員請限以品級并守制諸臣停止接駕”一事所答復之上諭。中國的封建社會，向來奉儒家為經(jīng)典、奉儒術(shù)為治國之道，程盛修的建議集中體現(xiàn)了儒家極重禮制和孝道的特點。程盛修認為：皇帝南巡不是什么人都能接駕的，必須制定一個標準，分清級別，尤其是對官員人等，正所謂“禮不下庶人”。同時，在家“守制”的官員也要嚴格按禮制停止接駕。守制是封建時代的喪禮名，正在守孝期間須遵守儒家的禮制，謂之“守制”，俗說“守孝”，亦稱“讀禮”。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兒子或長孫在家守孝二十七個月，在此期間，不任官、應(yīng)考、嫁娶等。
對于這樣食古不化的老古板，乾隆給出了這樣的說服教育：首先是關(guān)于接駕的在籍官員，乾隆認為自古以來，皇帝省方問俗，不管是黃口白牙的小孩還是白發(fā)蒼蒼的老者，都可以夾道歡迎，又何況品階小一點的官員呢？其次是針對一小部分希望通過接駕獲取某種利益的人，乾隆表態(tài)說“自有權(quán)衡”。鑒于這份上諭是要“通行曉諭”的，乾隆還以上次南巡為例，指出那些在南巡途中因接駕被官復原職或降級復用的官員，并非僅因接駕而得益。并大膽發(fā)問：“試問有因接駕復用而劣跡仍前昭著殃及百姓者誰乎”？體現(xiàn)了一個封建君王乾綱獨斷的應(yīng)有自信。至于“守制諸臣”，乾隆則認為忠、孝二者，“均關(guān)至性”，他本人從未要求過“守制的臣子”出來迎駕；但對于那些守制期將滿的臣子，乾隆認為一概地要求他們閉門不出，也是不合情理的。同時，乾隆也表示：不會有臣子因為不能迎駕而獲罪。(《清宮揚州御檔選編》第二冊92頁)
鑒于程盛修提出了這樣的建議，當然也是出于對持同樣看法的臣子們的考慮，乾隆將對程盛修奏折的批復作為上諭“通行曉諭”。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對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影響之深，即使是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quán)亦不能例外，以森嚴的封建等級觀念和以孝道治國理念為代表的綱常禮教在一大批封建知識分子心中可謂根深蒂固；同時，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乾隆在此事上所持的一種寬松、權(quán)變的態(tài)度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睿智和大度。
乾隆下旨簡化南巡歡迎儀式
事見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乾隆就南巡沿途各道府簡化歡迎儀式所發(fā)的一道上諭。文字簡練，言簡意賅。乾隆認為，一直以來皇帝巡幸所到的地方，地方官員都會“預(yù)備燈船煙火”，太過繁瑣擾民，所以不主張這么做。但不久之前在揚州，乾隆自己開了大張旗鼓的先例，為了避免下面幾站接駕的封疆大吏們競相效尤，他下了這道上諭“傳諭知之”(《清宮揚州御檔選編》第二冊105頁)。
乾隆皇帝本沒有那么窮奢極欲，也是有愛惜民力之心的。那么在揚州為何破了例呢？原來，當時有“哈薩克陪臣”一起到了揚州，皇帝為了“聊示內(nèi)地民情和樂之意”，聽任揚州地方官準備了燈船煙火。“聊示”二字，自然是乾隆自謙的說法。想以揚州在清代前期繁華富裕之程度，要在外族面前逞一逞天朝上國的威風，自然是得心應(yīng)手，場面想來也是相當?shù)膲延^。皇帝為這件事著實高興了一回，還賦《哈薩克陪臣到因攜觀廣陵風景》詩一首，以作紀念。詩中道：
哈薩朝正貢馬頻，路遙遲到值南巡。
因教馳驛來江國，便挈行春閱綺闉。
昔歲觀光稱使者，今番優(yōu)賚實陪臣。
廣陵鄂畚何南北，總我心懷保赤人。
乾隆還算是一個明白事理的君主，在揚州擺完了排場，也怕下幾站蘇州、杭州等地競相攀比，搞得勞民傷財，再給自己落下個罵名。于是，就有了這封上諭的由來。乾隆謙遜地說：“朕省方觀民，勤求治理，即幾暇適情，則山川名勝盡足以供吟眺之資，又何事徒滋煩費為耶？”“省方觀民”語出《周易•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shè)教。”乾隆的意思是他南巡的目的在于觀察各地民情風俗，故此地方官員大可不必大費周章、消耗民力。由此事聯(lián)系全冊叢書中所列舉的種種乾隆南巡的相關(guān)奏折，刪繁就簡、簡化儀式、反對鋪張是一個長期被乾隆所強調(diào)的口號，由此看來，乾隆也不失為一位惜民力、施仁政的好皇帝。也許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康乾盛世的繁榮鼎盛吧。當然，皇帝的節(jié)儉亦是相對而言的，即便是簡化之余，對于一般人而言，也依舊是鐘鼎玉食。《選編》書中有關(guān)于皇帝在行宮用膳的詳細記載，頗令人嘆為觀止，有意者不妨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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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請免蘿卜干等關(guān)稅
事見清乾隆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時任兩淮鹽政、武備院卿的三保寫給乾隆的奏折。據(jù)查有關(guān)資料，當時的三保剛剛奉旨署理揚關(guān)、瓜閘的稅務(wù)一個月時間，出于對揚城百姓、尤其是小商販們疾苦的同情，三保向皇帝遞交了《奏請免征蘿卜干等三項關(guān)稅事》的折子(《清宮揚州御檔選編》第二冊63頁)。他的理由倒也簡單：一是關(guān)于蘿卜干的征稅，“揚關(guān)則例并未開載，惟過關(guān)時估看擔數(shù)，按照船料報納”；二是“瓜菜等物為民間朝夕必需之物，而此項販賣之人不過無力貧民，藉覓蠅頭微利；三是“上年被災(zāi)窮民賴此糊口者眾多，所納之稅為數(shù)甚少（一年不過白銀四百余兩）”。
從書面上看，是三保作為署理兩淮鹽政的地方大員體恤小民做小生意的艱辛，為民請命；而乾隆皇帝的朱批寥寥數(shù)語，竟將此議否決了。細究起三寶奏折中所列的兩條“寬免納稅銀”的理由來，倒也不難理解皇帝的用意。
清代前期沿用明代的稅則制度，對內(nèi)陸各關(guān)制訂征收商品通行稅的原則和法規(guī)，稱為“某某關(guān)商稅稅則”。各關(guān)商稅則例規(guī)定的納稅對象有商人和船戶，船戶繳納的船稅亦稱船料。征收船料的有天津關(guān)、山海關(guān)、淮安關(guān)、揚州關(guān)、北新關(guān)、武昌關(guān)、滸墅關(guān)、九江關(guān)等。清朝自順治朝既有“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之國策，稅率整體呈下降趨勢。至乾隆朝，揚州關(guān)的船料按每擔一分收取，應(yīng)該算得上是輕徭薄賦了。稅收則例是政府制定的稅收原則、比例和標準，是需天下共同遵守的經(jīng)濟法規(guī)。相對穩(wěn)定性是法律的基本屬性之一，因為只有穩(wěn)定才能保持權(quán)威。對于深諳此道的乾隆皇帝來說，朝令夕改的做法自然是不會被接納的，何況是為蘿卜干這樣的物件在揚州關(guān)一地破先例呢？同時，三保的第二條理由在皇帝看來也是不成立的。一年下來揚州關(guān)也不過征了四百多兩稅銀，皇帝認為攤到個人身上也不會太多。一則茲事甚小，故朱批中寫道：“豈可降旨”；二則皇帝認為“即照舊例，亦無甚累民”。故此，乾隆這回連老丈人（與乾隆帝合葬裕陵的淑嘉皇貴妃即三保之女）的面子也沒給，一句“所見甚小矣”批評了三保，就算回絕了此事。
由此可見，乾隆對此事的處理體現(xiàn)了一位最高統(tǒng)治者的宏觀意識和政治智慧。
諭旨不限南巡接駕官員品級
事見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乾隆就歷官順天府尹的程盛修“奏南巡接駕之在籍官員請限以品級并守制諸臣停止接駕”一事所答復之上諭。中國的封建社會，向來奉儒家為經(jīng)典、奉儒術(shù)為治國之道，程盛修的建議集中體現(xiàn)了儒家極重禮制和孝道的特點。程盛修認為：皇帝南巡不是什么人都能接駕的，必須制定一個標準，分清級別，尤其是對官員人等，正所謂“禮不下庶人”。同時，在家“守制”的官員也要嚴格按禮制停止接駕。守制是封建時代的喪禮名，正在守孝期間須遵守儒家的禮制，謂之“守制”，俗說“守孝”，亦稱“讀禮”。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兒子或長孫在家守孝二十七個月，在此期間，不任官、應(yīng)考、嫁娶等。
對于這樣食古不化的老古板，乾隆給出了這樣的說服教育：首先是關(guān)于接駕的在籍官員，乾隆認為自古以來，皇帝省方問俗，不管是黃口白牙的小孩還是白發(fā)蒼蒼的老者，都可以夾道歡迎，又何況品階小一點的官員呢？其次是針對一小部分希望通過接駕獲取某種利益的人，乾隆表態(tài)說“自有權(quán)衡”。鑒于這份上諭是要“通行曉諭”的，乾隆還以上次南巡為例，指出那些在南巡途中因接駕被官復原職或降級復用的官員，并非僅因接駕而得益。并大膽發(fā)問：“試問有因接駕復用而劣跡仍前昭著殃及百姓者誰乎”？體現(xiàn)了一個封建君王乾綱獨斷的應(yīng)有自信。至于“守制諸臣”，乾隆則認為忠、孝二者，“均關(guān)至性”，他本人從未要求過“守制的臣子”出來迎駕；但對于那些守制期將滿的臣子，乾隆認為一概地要求他們閉門不出，也是不合情理的。同時，乾隆也表示：不會有臣子因為不能迎駕而獲罪。(《清宮揚州御檔選編》第二冊92頁)
鑒于程盛修提出了這樣的建議，當然也是出于對持同樣看法的臣子們的考慮，乾隆將對程盛修奏折的批復作為上諭“通行曉諭”。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對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影響之深，即使是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quán)亦不能例外，以森嚴的封建等級觀念和以孝道治國理念為代表的綱常禮教在一大批封建知識分子心中可謂根深蒂固；同時，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乾隆在此事上所持的一種寬松、權(quán)變的態(tài)度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睿智和大度。
乾隆下旨簡化南巡歡迎儀式
事見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乾隆就南巡沿途各道府簡化歡迎儀式所發(fā)的一道上諭。文字簡練，言簡意賅。乾隆認為，一直以來皇帝巡幸所到的地方，地方官員都會“預(yù)備燈船煙火”，太過繁瑣擾民，所以不主張這么做。但不久之前在揚州，乾隆自己開了大張旗鼓的先例，為了避免下面幾站接駕的封疆大吏們競相效尤，他下了這道上諭“傳諭知之”(《清宮揚州御檔選編》第二冊105頁)。
乾隆皇帝本沒有那么窮奢極欲，也是有愛惜民力之心的。那么在揚州為何破了例呢？原來，當時有“哈薩克陪臣”一起到了揚州，皇帝為了“聊示內(nèi)地民情和樂之意”，聽任揚州地方官準備了燈船煙火。“聊示”二字，自然是乾隆自謙的說法。想以揚州在清代前期繁華富裕之程度，要在外族面前逞一逞天朝上國的威風，自然是得心應(yīng)手，場面想來也是相當?shù)膲延^。皇帝為這件事著實高興了一回，還賦《哈薩克陪臣到因攜觀廣陵風景》詩一首，以作紀念。詩中道：
哈薩朝正貢馬頻，路遙遲到值南巡。
因教馳驛來江國，便挈行春閱綺闉。
昔歲觀光稱使者，今番優(yōu)賚實陪臣。
廣陵鄂畚何南北，總我心懷保赤人。
乾隆還算是一個明白事理的君主，在揚州擺完了排場，也怕下幾站蘇州、杭州等地競相攀比，搞得勞民傷財，再給自己落下個罵名。于是，就有了這封上諭的由來。乾隆謙遜地說：“朕省方觀民，勤求治理，即幾暇適情，則山川名勝盡足以供吟眺之資，又何事徒滋煩費為耶？”“省方觀民”語出《周易•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shè)教。”乾隆的意思是他南巡的目的在于觀察各地民情風俗，故此地方官員大可不必大費周章、消耗民力。由此事聯(lián)系全冊叢書中所列舉的種種乾隆南巡的相關(guān)奏折，刪繁就簡、簡化儀式、反對鋪張是一個長期被乾隆所強調(diào)的口號，由此看來，乾隆也不失為一位惜民力、施仁政的好皇帝。也許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康乾盛世的繁榮鼎盛吧。當然，皇帝的節(jié)儉亦是相對而言的，即便是簡化之余，對于一般人而言，也依舊是鐘鼎玉食。《選編》書中有關(guān)于皇帝在行宮用膳的詳細記載，頗令人嘆為觀止，有意者不妨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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